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旷世宏编文献大成

  《永乐大典》(左:卷821-823“诗”字册,1948年傅忠谟捐赠;右:卷13494-13495“智”字册,1950年顾子刚捐赠)

  《永乐大典》(卷3518-3519“门”字册),图中展示的“凌花双龟背”即为国家典籍博物馆铜制大门纹样创作演绎来源

  由国家典籍博物馆主办的“旷世宏编,文献大成——国家图书馆藏《永乐大典》文献展”9月28日在北京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一展厅开幕。展览分为“大典犹看永乐传”“合古今而集大成”“久阅沧桑惜弗全”“搜罗颇见费心坚”“遂使已湮得再显”五个单元,包含古籍善本、手稿档案、金石拓片、舆图等各类展品80余件,其中12册嘉靖本《永乐大典》弥足珍贵。展览通过图片、视频、微缩场景、全息投影、问答小游戏及抄写大典等互动展览方式,全方位展现了这部旷世宏编。

  《永乐大典》是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之一,也是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。大典编撰于明朝永乐年间,初名《文献大成》,由解缙、姚广孝等担任总纂修,历时六年(1403—1408年)编修完成。全书22937卷(包含目录与凡例60卷),分装11095册,共约3.7亿字,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。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称之为“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”。这其中,永乐年间修订的《永乐大典》为正本,嘉靖年间抄写的为副本。这部旷世宏编“合古今而集大成”,规模远超前代所有类书,实为典册渊薮,佚书宝库。诸多佚文秘笈、典章制度皆依赖其而得以流传后世,造福学人。

  举个细微的例子,其文献价值便可见一斑:《永乐大典》被证实是马可·波罗到过中国的有力证据。马可·波罗是否真正到过中国,部分西方学者对此一直质疑。据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记载,马可·波罗在中国居住了17年,想回到故乡威尼斯,但未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批准。后来由于伊儿汗国君主阿鲁浑王后卜鲁罕去世,临终遗言只有和她同族的女子才能承袭后位。阿鲁浑遂派三位使臣到元朝求婚,忽必烈赐以少女阔阔真,于是马可·波罗一家伴随护送阔阔真的三使臣从海道抵波斯后再返回故乡。1941年,著名历史学家杨志玖发现《永乐大典》卷19418所引元修《经世大典·站赤》的一段公文所记三位使臣人名及事迹与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所记此事相符,二书互为印证,有力地证实了马可·波罗来华的真实性。

  《永乐大典》收录有上自先秦、下讫明永乐年间的图书七八千种,且对所收文献基本保持了原始内容,堪称“典籍渊薮”。早在明隆庆年间,高拱、张四维等人参与重录《永乐大典》,张四维就从中辑出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和《折狱龟鉴》二书。

  在《永乐大典》纂修过程中,编修者被特别安排在文渊阁就近的区域居住,享有查阅皇家藏书之权。他们的饮食起居基本都为朝廷包办,笔墨纸张由司礼监发放,膏烛钱由礼部定期提供。此外,编修者还免于外出朝谒,有权查阅皇家藏书,尽享优渥的条件。全书告成之后,诸级编修人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赏赐,或授予官职,或赐钞表酬。

  《永乐大典》的重录,以礼部侍郎高拱、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瞿景淳为总校官,重要参与者有翰林院官员张居正、徐时行、王希烈、张四维等。重录工作对书写水平有较高要求,吏部和礼部为此主持“糊名考试”,最终招收109位善书人负责抄写誊录。为保证重录工作的顺利进行,朝廷照例设置必要的服务设施和人员,如内府御用监调拨画匠、纸匠,顺天府专门提供上等的砚台、笔墨,惜薪司及工部供应取暖的木炭,光禄寺负责酒饭,翰林院支付书写人员“月米”,锦衣卫拨送巡禁,保障安全。

  “大典犹看永乐传,搜罗颇见费心坚。兼及释道欠精核,久阅沧桑惜弗全。”令人痛心的是,这部成书于明永乐之初、重录于嘉靖之末的恢弘巨制,在经历了五六百年的岁月风雨后,副本屡遭厄运,星散飘零,百存一二。截至2017年底,《永乐大典》副本仅发现有400余册、800余卷及部分零页,分散于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余个公私藏家手中。

  《永乐大典》正本至今仍下落不明。正本自永乐六年(1408年)编修完成后,一直深藏禁中秘府,即使内阁重臣也无权翻阅。《永乐大典》副本录毕之后,文献中几乎再难寻到有关永乐正本的记述,亦未曾发现正本实物存世。因此,世人对正本的下落出现了诸多猜测。归纳起来,主要包括陪葬嘉靖帝永陵、明万历年间焚毁、明末毁于北京、明末清初毁于南京、藏于皇史宬夹墙内、毁于清宫大火等几种观点。

  正所谓“国运昌则文运盛”,值得庆幸的是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,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,几代国图人孜孜不倦地求索,使得“明珠还于合浦”——国家图书馆已经成为《永乐大典》在海内外的最大藏家,并给予大典前所未有的重视和保护,以使这座人类文化史上不朽的丰碑屹立万世,传之永远。

  清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时,专门成立了“校勘《永乐大典》散篇办书处”,开始时人员为30人,后又增加9人,著名学者戴震、邵晋涵、周永年等参加了这项工作。到乾隆四十六年(1781年),共辑出经部66种、史部41种、子部103种、集部175种,总计385种4946卷。如西晋杜预的《春秋释例》、薛居正《旧五代史》、宋代医学名著《博济方》《伤寒微旨》等。

  继四库馆臣对《永乐大典》进行大规模辑佚后,嘉庆、道光时期纂修《全唐文》及续修《大清一统志》,再次对《永乐大典》进行辑佚,这是清代官方对《永乐大典》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辑佚。嘉庆、道光以后,小规模的民间辑佚活动兴起,文廷式辑录过《元高丽记事》《宋状元及第图》《中兴政要》《经世大典》等,董康辑录过《宪台通纪》,缪荃孙有《曾公遗录》《顺天府志》等。

  清末民初,学风丕转。值得庆幸的是,不少学者和学术机构对《永乐大典》的研究与搜残存佚工作成果斐然。20世纪30年代,在袁同礼、赵万里等带动下,国立北平图书馆将《永乐大典》辑佚工作列入工作计划中,先后辑出佚书达两百余种,但大多没有刊行。此外如傅增湘辑佚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,王国维辑补《水经注》,唐圭璋编撰《全宋词》《全金元词》,张国淦《〈永乐大典〉方志辑本》收书900种,栾贵明辑成《四库辑本别集拾遗》等。

  编排独特:《永乐大典》与一般类书不同,它以韵为纲,以字隶事,每一单字下分类汇集与该字有关的各种资料,把以韵排序与按类部次相结合,并在一些事项下面附有总论,每一事目有一标题。此外,《永乐大典》在检索字的下面首先注明该字在《洪武正韵》中的音韵和最早的出处、训释,还要标明篆、隶、行、草、楷等各种书体和异体字,内容十分丰富。裁选的典籍或文章一般列在辞目下面。但根据具体情况,有些也列在标目字的下面。《永乐大典》根据文献中的语词来确定条目,把各种典籍中凡出现过这个条目的记载,甚至整部书籍全都抄录下来,并点明采自什么文章、书籍,由何人撰写等,让人明晰出处,方便查考。

  版式之美:《永乐大典》开本宏大,单册高50.3厘米、宽30厘米,每册约50页,主要是二卷一册,也有一卷一册或三卷一册。版框高约35.5厘米、宽23.5厘米,四周双边,大红口,红鱼尾,朱丝栏,皆系手绘。《永乐大典》采用“包背装”,书衣用多层宣纸硬裱,外用黄绢连脑包过,格外庄重。装裱后在书皮左上方贴长条黄绢镶蓝边书签,题“永乐大典×××卷”,右上方贴一小方块黄绢边签,题书目及本册次第。

  纸张之良:《永乐大典》使用的是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纸,纸张厚度约0.12毫米,俗称为白棉纸。这种纸莹白柔韧,“茧素灿如雪”,是书写的极佳用纸,堪与南唐文房三宝之一的“澄心堂纸”相媲美。孔子六十九代孙、清经学家孔广森曾云:“比澄心于宋纸,殊镜面于吴笺。”清内阁学士翁方纲亦有诗曰:“澄心堂纸欧阳诗,此纸年数倍过之。”极尽溢美之辞。

  书写之秀:《永乐大典》全书约3.7亿字,正文内容通行的规则是用一行大字墨书辞目,用双行小字朱笔记载作者和书名,墨笔记载书中的篇名和内容,断句及标声符号用红色小圆戳钤印。除标题首字用多种篆、隶、草体书写外,正文都是书手们用明代官用楷书“台阁体”(清代称“馆阁体”)一笔一画抄写出来的。所谓“院体细楷沙画锥”,整部大典字体端正整齐,又不乏洒脱精神,实为写本精品。

  插图之工:《永乐大典》插图的式样和种类非常多,包括人物故事、博古器物以及宫室建筑、园艺花木、山川地图等。这些插图由明初画家所绘,也有临摹宋元旧本。皆采用传统勾线技法,生动逼真,工致精美,在绘画史、书籍插图史等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2012年,国家图书馆特别邀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“铜雕技艺”的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,为当时将要开馆的国家典籍博物馆设计铜质大门。经过反复酝酿讨论,朱炳仁最终选取“凌花双龟背”纹样进行创作演绎。该纹样出自《永乐大典》 “真”字韵“门”字册。

  国家图书馆从建馆之初即致力于大典的搜集。原国立北平图书馆(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)馆长袁同礼是世界范围内调查《永乐大典》存世卷目第一人。他对流散在国外的《永乐大典》进行调查、收集、复制,基本摸清了海内外所存《永乐大典》的状况,并在任内实现了大多数现存《永乐大典》的影像回归。百余年来,在社会各界和几代国图人的不懈努力下,通过政府拨交、海外送还、藏家捐赠、员工采访等多种途径,国家图书馆至今共收藏《永乐大典》224册(62册暂存台湾),现为《永乐大典》海内外最大收藏机构。

  《永乐大典》入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后,曾对其中40册进行修复,因条件所限,存在部分书背重新开裂、绢制书皮颜色与原来的黄色不协调等情况。另外一些未经修复的部分书的书口、书皮四周和书角磨损,书页上多有烬余的痕迹和水渍。

  2002年起,国家图书馆修复人员对馆藏《永乐大典》破损情况进行调查,在“整旧如旧”的原则指导下进行修复。在修复的过程中,选用清早期“高丽纸”作为补纸,并尽量保留书籍原材料和控制水的使用。对原来修复不理想,但并不影响阅读、保存和利用的,仍旧保持原状,不再拆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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